教科书是教师的好帮手，书中收集的丰富的资料对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教材，提高工作效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但是有不少教师在使用教学参考书时却陷入了一个误区，那就是唯教参是从，离开了教学参考书就不能备课，这无论对教学还是对教师的成长都是有害的。
　　语文教学是个性化很强的过程教学，这个过程不仅要通过教师如何教来体现，还要通过学生如何学来体现。教师必须深入文本，在研究揣摩的过程中对文章进行个性化的解读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才能和学生和文本进行心灵的对话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。同时，新课程理念强调尊重学生的感受和已有的知识经验，由以往的重教学结果转为重过程与方法。时下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备课时仍然是一本课本，一本教参，不作深入研究，就将教参上的标准答案直接告诉给学生，这种做法显然与语文学科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是相违背的。它无视学生的个性和已有的阅读经验，把思想装进了标准答案的袋子，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。
　　那么，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教参为教学服务呢？
　　首先，要有质疑的精神。要做到不迷信权威，敢于质疑，去粗取精，消化吸收，为我所用。人教版教师用书在“致老师的话”中这样写道：“教师教学用书仅仅是供教师参考的，它对课文的评析比较简略、宽泛，提供的资料较多，而且是几种意见兼收并蓄，教学时要有所取舍。而教学建议更是就一般情况设计的，只是起一个参考的作用，希望老师们在教学时独立思考，自行设计教学思路，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。”可见，教师教学用书只不过是教师备课时的一个辅助工具，并不是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指挥棒。
　　孟子说：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，程颐说：“学者，先要会疑”。胡适先生也曾说过：“做学问要善于在无疑处有疑。”教师如果习惯于坐享其成，不积极思考，不善于发现问题，在教学上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风格，更不可能有所建树。要想备好一堂课，仅凭一本教参是不够的，很多时候还需要我们通过图书馆和网络等途径多方面搜集资料，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写作的时代背景，阅读其主要作品、相关的文学评论。有些教师上课时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，由于课前对文本缺乏深入的思考而手忙脚乱，无法进行明辨是非的师生对话，只能用含含糊糊、似是而非的几句话搪塞过去。
　　有件真实的事情，一位老师在评讲课后练习时和学生强调答案为什么是A而不是B，理由列举了一大堆，而当学生提出质疑时，他才发现由于粗心看错了答案，继而又滔滔不绝的论证答案为什么是B而不是A，下面哄堂大笑。“师者，传道，授业，解惑也。”为师者疏于思考，怎能为学生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？柏拉图说：“我们要带着更多的问题，而非更多的答案去生活”。有思考的学习才是有价值的学习，思考永远是学习的最有效的途径。对一篇文章如果没有自己的解读，一味的迷信教参，无异于画地为牢，这样的教师永远也无法施展个性的魅力。
　　其次，对课文要有自己的解读。教参上的观点只是代表文章作者的看法，并不是御定的标准答案，它永远无法代替教师自己对文本的认识。教师要通过反复深入的研读弄懂作者在文章中要表达的意思，做到不读懂课文不下笔写教案。如果课文还没有读懂，就将教参上的有关材料一古脑儿倒给学生，这样的备课是不负责任的，当学生多问两个为什么的时候，教师就会哑口无言。拿着这样的教案去讲课，不可能有广度和深度。有时同一个问题教参会列举若干种观点给教师提供参考，这些观点也许是互不相容的，有的还可能是错误的，教师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信息进行筛选取舍。
　　我在上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的《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》这首诗时就遇到这种情况。诗中的颈联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在教参的“整体感知”和“有关资料”这两部分的解释截然不同。前者认为“沉舟侧畔，千帆竞发；病树前头，万木争春。一洗伤感低沉情调，尽显慷慨激昂气概”，后者是 “‘千帆’和‘万木’则比喻在他贬谪之后那些仕途得意的新贵们。这一联本是刘禹锡感叹身世的愤激之语”。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，我查阅了刘禹锡被贬后的有关资料和其他诗词作品，认为后者的解释比较符合刘当时的心境，才避免了在课堂上无所适从的尴尬场面。
　　教学参考书并不是“尚方宝剑”。有些问题教学参考书上只是点到为止，或者根本没有真正的涉及问题的关键。教师不细细品味，琢磨其中的含义，就很难给学生讲清楚。